编者按：最近，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民俗研究院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亨利·格拉西（HenryGlassie）教授应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邀请，就美国民俗学和比较民俗学等问题在北京大学做了多次学术演讲，本文即依据其演讲翻译、整理而成。
在介绍有关美国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之前，我先要指出几个简单的前提。首先，我并不认为民俗学的历史是已然存在的。我将和你们谈到民俗学研究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论及一个全球的民俗学史，我坚持认为民俗学在不同的国家中有极为不同的发展道路，比如说，欧洲民俗学和美国民俗学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对于那些我到过的国家，如印度、日本，我发现它们都有非常不同的民俗学发展史，我猜想中国也是这样。因此我想要强调的前提是，我要向你们介绍的不是一般性的，而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性的民俗学史，即美国民俗学史。
其次，我要指出的是，民俗学史并不是由一系列的相互替代的理论阶段组成的，民俗学史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相信没有一种民俗学理论是过时的，没有一种民俗学理论能仅仅因为它是旧的，就可以被忽略。同样，我也不认为新的民俗学理论就是好的，有许多新理论并不好。我们的责任并不在于时新、现代，而在于明智地选择出一些理论——有的新，有的旧，但都是最适合我们的实践的。
为了使你们更好地理解我所说的论题——当代美国民俗学的理论，我要稍稍回溯历史，来看看美国民俗学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在美国民俗学兴起之时，它所面对的是欧洲民俗学开始时同样的问题，即地方认同。在政治的压力与暴力以及剧烈的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之下，美国民俗学家感受到了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压力，目睹了世俗政府的发展，他们问自己，什么是我们的地方认同，什么是我们的地方特点、地方文化？它们应如何描述？如何保存？因此当美国民俗学会建立时，没有人说他要研究美国人的民俗，根本不是这样。人们认为他们应该研究印第安人的民俗、非洲裔美国人的民俗、法国裔美国人的……，但没有人认为美国民俗学应该研究作为民族的“美国人”的民俗，因为在一个多世纪前的1889年，“民族国家”在美国恰是一个问题，而民俗学研究的正是那些抵抗国家独立想法的群体、区域和种族。
但当学者们一开始研究地方传统时，在欧洲发生过的事也同样发生了，人们很快意识到没有一种地方性是纯粹的，各种传统总是互相影响、互相纠缠：印第安人从欧洲借鉴民间故事、黑人音乐有欧洲的影响、欧洲的民俗有印第安人的影响、牛仔的民俗和渔民相关、而渔民又与爱尔兰的民俗有关……这就是职业性的美国民俗学开始时的情况。而在1828年，德国人与爱尔兰人发现，德国民俗和爱尔兰民俗有相似之处。从此，人们不再简单地认为民俗表现了一种特定的地方认同，而是认为民俗其实表现了一种在与其他地方认同关系中的地方认同。因此19世纪民俗学的结论就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民俗是不同的区域性地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民俗确实表现了一个地区的特色，但与此同时，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你就会发现它们的历史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当我们今天为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关系而兴奋时，我要说，这种关系大约两百年前就被民俗学家意识到了。民俗学所迈出的第一步，确实是对于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基于这样一种看法：民俗是地方性的，它总是和特定的文化相联，但同时，一旦你开始研究它，你必然要研究它和世界上其他地域性文化的关系。有意思的是，一个叫WilliamJamesThomas的人在1828年就明确指出，民俗表现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至此，我想强调，民俗学在其第一阶段致力于历史性地理解民俗同时具有的地方性与人类共性，这是民俗学的基础和视界。而第一阶段的民俗学者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历史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民俗学史上最初提出的那些问题，依然是很好的问题，而与之相适应的一些解决方法，也仍然是很好的方法。这中间最出色的也许是以科隆父子和安蒂·阿尔奈为代表的芬兰学派，也即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我认为在针对人群与人群的关联这个问题上，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对文本做形式分析然后是严谨的异文比较，依然是理解人群间观念上的关联的有效方法。
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民俗学理论受到当时的历史学理论框架的深刻影响，学者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都是有理有据、可以自圆其说的。但20世纪的美国民俗学出现了思想危机。这源于两个方面：人类学的研究，与存在主义哲学。在这两方面的压力下，民俗学者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确实了解到民俗之间的这些关联，但我们不知道导致这些关联的人类原动力；我们知道存在一些模式，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模式是如何被真实的人类活动创造出来的。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文化可以如何迥然相异，而存在主义哲学提醒我们必须去理解真实的、个体的人如何在真实的时刻创造历史———并非历史影响个体，而是个体创造历史。
在此背景之下，当代美国民俗学者D．H．Hymes和N．Chomsky提出了场景理论（PerformanceTheory，或译表演理论、展演理论）。对19世纪的民俗学者来说，从文本1到文本2的过程是历史的过程，20世纪的民俗学者则要研究这段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场景理论认为文本是一种创造物，学者们研究文本是为了研究人，那些拥有传统因此得以创造的人，当然这个人也有个体的心理、个性等等。任何一个文本的出现，都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不是照搬，它总是针对特定的对象，是为了交流。这样，一个人在他的传统、文化及个体的心理的基础之上为了交流创造出文本，这文本就不仅反映讲述者自己，也反映出接受者的心理与文化，对方以之为据，又加上他自己的心理与文化传统创造出新的文本。因此场景理论不仅研究文本，也研究讲述者、接受者的文化传统、个体心理以及整个交流的场景，这其实是一个研究如何创造的理论，它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这样的一种研究模式也导致了田野作业方面的新的领域：有关创造者的，有关接受者的，有关交流的。更进一步地，这也导致了一种自我意识，因为在很多时候，正是我们民俗学家充当了接受者。我们不仅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而且应该使它成为我们研究的激动人心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对民俗感兴趣？为什么我们会卷入这样一种情境中？不仅如此，我们发现，在我们研究、记录民俗时，我们自己也是民俗的创造者。在对创造者、接受者及交流场景进行了更多的研究与关注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关注民俗学家也是创造者、接受者及交流场景的一部分这种情况。
场景理论的模式代表了美国民俗学界的一些新的发展方向，如关于创造、接受与交流以及我们称之为反省——在真实的情境中反省我们自己等几种研究角度。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场景理论模式的概括性，使我们不仅限于考察特定种类的文本，也开始关注任何种类的创造性文本。因此当美国民俗学界还主要关注于民间故事和民歌时，——当然今天我们也依然关注于民间故事和民歌，我们所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是开始考察物质文化，着手研究纺织、陶瓷和建筑。这第一步一旦迈出，我们发现任何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成为关注的对象：人们做电脑动画的方式、开车的方式、吃午饭的方式、儿童游戏的方式等等。最终，场景理论使我们有可能关注于人们做的任何事情，因为人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传统与人的个性、传统与创造性结合的产物。简言之，场景理论使我们能够对任何体现了传统与创造性的关联的事物感兴趣，正像19世纪民俗学的重要理论课题是地方文化与全球文化，今天，最令人关注的关系是传统也即稳定性与创造也即变化之间的各种关系。因此当代美国民俗学界几乎所有的议题都围绕着传统与创造性，围绕着稳定与变化，那么针对我们刚才提出的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回答应该是历史就是在稳定与变化的关系中形成的。
而最近最有意思的是对以前一些重要的区分的怀疑。其中的一种区分是有些材料民俗学家是可以研究的，有些材料是民俗学家不应该研究的，而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所有这些材料都应该对民俗学家的研究开放。他们可以研究古老的歌谣或神话，但也可以研究现代的各种现象，因为事实上大多数现代现象依然符合这一模式。这样，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作为民俗来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古老歌谣与上网的差别，但今天也许我们对这两种行为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差别更感兴趣。
由此可以推论，其次，以前我们关注于我们和民众、和调查对象是如何地不同，但我们应该说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和调查对象是如何地相似，事实上，我们也是民众的一部分，这对于美国民俗学来说确实意味着一场革命，因为美国民俗学已具有了更多的批评和行动的可能性，不仅仅是研究人，而是肩负起帮助人的责任，实实在在地和人交往，满足他们的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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